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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漢奇:要當先生,先當學生

2019-03-25 來源:南方雜志 作者:劉艷輝

  

  ◎統籌∕李焱鑫 本文責編∕殷立飛

  ◎記者∕劉艷輝 攝影記者∕劉樹強

  方漢奇(1926—),廣東普寧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博導,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顧問兼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會長,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特邀理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暨南大學等17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顧問、課程教授及兼職教授,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學術總顧問,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名譽院長。曾任中國新聞學會常務理事、首都新聞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三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四屆新聞傳播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

  方漢奇先生,今年93歲了。

  老人最近一次出現在公眾視野,是2017年。這一年,他榮獲“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獎金100萬元。方漢奇決定把100萬元獎金悉數捐給中國新聞史學會,支持學術研究。結果轉賬當天,他被銀行工作人員攔住,懷疑其遭到詐騙,一番解釋后,大家才恍然大悟,成為一樁學界美談。

  作為“90后”,方漢奇的步履已有些蹣跚,自嘲“年齡越大、功能越差”,說自己味覺和聽覺逐漸減退,喝茶再也不能像年輕時分出好壞。但這并不影響他的工作狀態:每天“兩眼一睜,忙到熄燈”,工作學習10余小時,堅持每年帶一名博士生,一開口還是娓娓道來的各種“歷史段子”。

  方漢奇的學生,很多已成各大新聞院系的骨干,他編的教材影響了千千萬萬的新聞學子,他的微博有160多萬粉絲。世人喜歡稱他為“先生”,他卻說“當一天先生,就要當一天學生”。

  “嘉惠于學子,風行四海”

  1978年,臨近中國人民大學建校30周年,長期從事中國新聞史教研工作的方漢奇向新聞系主任提出,想寫一本《中國近代報刊史》小冊子,為周年獻禮。獲同意后,方漢奇著手撰寫工作。令他始料不及的是,本來準備寫七八萬字,后來一發不可收拾,逐步改為15萬字、20萬字、30萬字……兩年后成了一部 50多萬字的“大部頭”。

  彼時,方漢奇已年過半百。這部沒能趕上獻禮的專著,是方漢奇前半生厚積薄發的成果。《中國近代報刊史》詳細講述了1815年到1915年這100年間的報刊史,訂正前人錯漏200余處,提到報刊1160種,介紹報人1500位,范圍之廣、內容之豐前所未有。同為新聞學泰斗的甘惜分教授評價:“此書一出,各高等新聞院校均采作教材,欲了解中國新聞史者不可不讀此書。”

  改革開放后,新聞史研究迎來黃金時期。當時國內只有若干斷代的新聞史著述,還未有一部通貫古今,囊括各類媒體的新聞事業通史。為填補空白,1987—1999年,方漢奇組織全國50位新聞史教學研究工作者完成了一部280多萬字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上起先秦兩漢,下至1990年,其當代部分更是填補了很多空白,被譽為20世紀中國新聞史研究的三次重大突破之一。

  在方漢奇看來,新聞教育質量的高低,取決于師資和教材。而后者“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學子,風行四海,無遠弗屆”,作用更大。繼《中國新聞事業通史》后,方漢奇于2000年出版了又一部奠基之作《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這部由方漢奇組織13位新聞史學者編寫的巨著,時間跨度從中國古代報紙肇始的713年一直到1997年,以其豐富可靠的史料,進一步夯實了中國新聞史學科基礎,學術價值極為重要。此外,他先后組織編寫的《中國新聞事業簡史》《中國新聞傳播史》《中國當代新聞事業史(1949—1988)》等,都成為新聞史學領域的暢銷書。

  “方漢奇七十余年如一日,潛心致學中國新聞史,為新中國新聞學重要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他所撰述的《中國近代報刊史》,主編的《中國新聞事業通史》《中國新聞事業編年史》成為中國新聞史學科扛鼎之作,他所創辦的‘中國新聞史學會’成為中國新聞傳播學界的學術重鎮。”這是吳玉章終身成就獎頒獎詞的評價。此前他曾兩次獲得吳玉章獎新聞學一等獎。

  有人把他和戈公振并稱為“中國新聞史上的兩座高峰”,方漢奇卻連連擺手:“前有高峰,后有來者,我不過正好給新聞學教學和研究站過崗罷了。”

  “集報大王”

  方漢奇1926年生于北京,因戰亂關系輾轉讀了14所中小學:西安培德小學、西安女師附小、北京西直門小學、師大二附小、香港九龍文化中學……有時甚至一個學期讀了兩所學校。

  轉學次數太多帶來的直接結果是數理化跟不上。1946年,方漢奇高考報考了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和國立政治大學,都名落孫山,最后勉強考上蘇州的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新聞系,“讀了四年全部公費不花一文錢的書”。

  讀新聞系是方漢奇的愿望。當時,他是范長江、蕭乾、彭子岡的“粉絲”,期待著有一天自己也能“相機身上掛,足跡遍天下”。遺憾的是,由于一些客觀原因,方漢奇大學畢業后沒能如愿成為一名記者,不過離新聞工作也還不遠。1950年,他開始在上海新聞圖書館從事舊報整理工作,整天跟老報人打交道,并應邀在圣約翰大學新聞系講課,由此和新聞史教學和研究工作結緣。

  1953年,他從上海調到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教新聞史,1958年北大新聞專業被并入人大新聞系,中途又調回北大中文系工作五年,直到1978年人大復校后,他又回到人大。25年間,他盡可能利用邊邊角角的空隙時間,多看書,多作積累。即使在被打進牛棚和下放干校勞動期間,也沒有中斷。

  “積累”這兩個字,一直貫穿方漢奇的學術和教學生涯。他曾是業界有名的“集報大王”:從高中時的幾十份,到大學時的2000份,畢業后到上海工作時達到3000份,其中有些還屬于“海內孤本”。在上海新聞圖書館整理舊報資料期間,他讀完了已出版78年的全部兩萬多份《申報》。

  大學時,在老師曹聚仁的引導下,他又掌握了一種受益終身的本領——做卡片。從那時起,方漢奇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做的卡片累計已達10萬張。卡片上或是摘引資料或是剪報信件,密密麻麻寫滿了蠅頭小字,然后歸類存放備用。

  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徐培汀曾在專著《中國新聞傳播學說史》中記載,方漢奇下苦功夫積累、收集、研究第一手材料,僅是為了撰寫《中國近代報刊史》,就做了2.5萬張卡片。

  充分占有材料對于歷史研究來說至關重要。無論是舊報還是卡片,這些積累為方漢奇后來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一俟機遇來臨,就能源源不斷地轉化為學術成果。方漢奇不止一次說過:“如果1978年我就退休了或者改行了,或者死掉了,那這一輩子就什么也沒干成。”

  “凡是人類感興趣的,我都感興趣”

  2004年,方漢奇從人大退休后,繼續擔任博導,一年帶一個博士生,從開題一直管到論文答辯。而從1984年成為中國新聞學科首批博士生導師算起,方漢奇至今已經培養了50多位博士。

  “知識老化了還當什么老師?”在方漢奇眼中,新聞史的研究者是新聞事業的守望者,更要不斷學習,永遠保持對新事物的新鮮感和好奇心。“凡是人類感興趣的,我都感興趣。”這句馬克思的名言,他時常掛在嘴邊。

  不待揚鞭自奮蹄。這位“90后”形容自己的狀態是“兩眼一睜,忙到熄燈”,從早上6點起床到晚上12點,除了中午打個盹,一般都在工作學習。

  方漢奇并非想象中皓首窮經的“老學究”,而是大步走在了時代前端。1996年,學會五筆字型輸入法,“一指禪”出神入化;1998年,加入早期網民隊伍,按照操作步驟,自己摸索上網;2010年,成為“微博控”,粉絲160多萬人,其中很多是他的“徒子徒孫”。他還與時俱進,把卡片做到了電腦上,1000G的硬盤里有條不紊存放著一個個文件夾,全部按內容、類別、地區分好了類,堪稱“強迫癥福利”。

  不過2014年以后,方漢奇的微博就停更了,大耋光陰短,發微博對他來說太占用時間。他更像開啟了“隱身模式”——不寫文章、謝辭作序、很少發朋友圈,徹底封筆了。認為“絞盡腦汁不快樂”的他,現在更愿意把精力用在關注歷史、關注現實上,時刻準備在潮水一般的網絡信息中淘一些有用的資料和信息,偶爾看看電視劇,娛樂八卦也時常關注。

  方漢奇如今帶的4個博士生,論文題目都是新聞史領域,“他們研究什么內容,我就趕快看什么資料,學習任務很重”。比如關于太平天國的評價,一有新觀點新成果出現,他就會轉發給學生參考。盡管不再耳聰目明,但他仍抱著“只要當一天老師,就得學習一天”的理念,盡心盡力守望新聞事業。

  “打深井”“多做個案研究”,多填補空白,少重復勞動;研究應充分占有資料,穩扎穩打、步步為營、厚積薄發;要有真正見解,不要迷信權威,不唯上、不唯書……方漢奇的治學思想,深刻影響了每位弟子,并指引他們一步步成長。

  “我除了希望促進新聞史研究的繁榮,當好人梯之外,還有一個自定的原則,尊重別人學術上的成就,歡迎年輕人超過自己。”方漢奇在多個場合強調“師不必賢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師”,希望一代超過一代。

  廣東話“識聽不識講”

  “方漢奇,生于1926年,廣東普寧人。”這是很多介紹方漢奇文章的開場白。鮮為人知的是,雖然方漢奇祖上是廣東人,他卻出生在北京,由于戰亂和父親工作關系,一直輾轉各地,直到高中畢業后才回過一次普寧。

  方漢奇初三開始在廣東讀書,先后就讀于韶關志銳中學、韶關華英中學、梅縣梅州中學、汕頭聿懷中學。大學時,方漢奇學校在蘇州,家在汕頭,但沒有回過家。“我的祖父以下三代都在廣東,怎么會不想回去看看呢?主要是家里提供不起路費,我父親其實是一個沒有官俸以外收入和家累很重的公務員。”他說。

  “我的老家在廣東普寧,但不是在那出生的,只在1946年回去過一天。我的廣東話還可以,也是后天學習的,不是母語。1938年,我在香港念書一年,學了一年的廣東話;1942—1944年在韶關念初中高中,公共場所基本上講廣東話。不過離開廣東很多年,大部分已經丟掉了。”方漢奇說。

  離開廣東多年,方漢奇鄉音已改鬢毛衰,本來“麻麻地”的廣東話已經“識聽不識講”,不過仍覺親切,偶爾也會冒出一兩句。幾年前,他還在微博上就粵語文化做過探究:“買單”這個詞,意為“結賬”,原是廣東話,流行于穗港一帶。改革開放始于珠三角,去的人多了,就把這個詞引用到全國。凡用餐畢,都請服務員來“結賬”,形成文字,就成了“買單”。其實“買”是“埋”之誤。“埋”有“請過來”“送過來”之意。“埋單”就是“請把賬單拿來”,非買也。

  “1949年,我路過深圳時,深圳還是一個小村子,現在高樓起平地,擁有這么大規模的人口,經濟實力了不起。”“3年前,我到過廣州,這里歷來是一個重要的對外交流地區,近代中國發展離不開廣州的貢獻。”一直不忘關注廣東的方漢奇,對廣東的改革發展如數家珍。

  說起港珠澳大橋,老人更是自豪不已:“大橋工程是世界級的,將整個大灣區連在了一起。今后不僅港澳、珠三角,連同其他周邊城市,發展前景都不可限量。”

  2015年,方漢奇專門去探望百歲同事甘惜分教授時,有感而發:“他研究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新聞理論,是新聞理論的一代宗師。但愿馬克思別惦記著他,讓他繼續健康快樂地享受他的生活。”在此也借用方先生這句話,祝愿他身體康健、福壽綿長。

網編:陳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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