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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霸”倒掉之后

2019-03-11 來源:南方雜志 作者:陳健鵬

  “村霸”有著四大典型特征,即“亂政、抗法、霸財、行兇”。村霸倒掉之后,如何進一步鏟除滋生黑惡勢力的土壤,重構基層政治生態?

  ◎《南方》雜志記者∕陳健鵬 發自廣州、汕頭、汕尾等地

  ◎本文責編∕張蓓蕾

  “村霸”并非一個正式的法律術語,而是人們對農村地區黑惡勢力的通俗用語。201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指出,“村霸”有著四大典型特征,即“亂政、抗法、霸財、行兇”。

  2018年初,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提出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為期三年的掃黑除惡專項斗爭行動。各地在執行時,提出了十類重點打擊對象,其中,把持基層政權、操縱破壞基層換屆選舉、壟斷農村資源、侵吞集體資產及利用家族、宗族勢力橫行鄉里、欺壓殘害百姓的黑惡勢力,就被稱為“村霸”。

  掃黑除惡專項行動過去了一年,廣東的掃黑除惡“成績單”名列全國前茅。今年1月16日,廣東省掃黑除惡專項斗爭領導小組辦公室、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通報,2018年廣東共打掉黑社會性質組織88個,惡勢力犯罪集團334個。其中,農村地區黑社會性質組織、惡勢力犯罪集團數占總數的70%以上。

  村霸倒掉之后,如何進一步鏟除滋生黑惡勢力的土壤,重構基層政治生態?今年是掃黑除惡專項行動邁入攻堅區、深水區的一年,專家建議,應進一步強化基層黨建引領作用,重視源頭治理、打早打小、綜合治理,持續提升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汕頭市潮南區井都鎮神山社區新建的文化廣場

  “村霸”倒了

  2月12日,春節假期剛過,汕頭市潮南區井都鎮神山社區的村“兩委”成員就聚在神山小學二樓一間辦公室內,討論神山社區的農田改造問題。神山社區居委會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雜志記者,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

  同樣不可想象的改變,還有村里的環境。如今,村里鋪起了水泥路,建起了足球場和休閑文體廣場,再不復當年到處都是垃圾和違章建筑的場景了。

  “以前村‘兩委’一要開會,鄭某龍就會帶人過來搗亂。剛一坐下來,鄭某龍就進來開罵,導致會都開不成。”該工作人員說。

  在神山社區,提起鄭某龍的名字,大部分村民都直搖頭。他在村里橫行多年,勾結多名村干部,大肆侵占集體資源,還壟斷生豬屠宰場等,是名副其實的“村霸”。

  神山社區居委會主任鄭定武介紹,神山社區是井都鎮第二大社區,村民靠承包魚池、耕地等為生。2001年開始,鄭某龍勾結村干部,低價強租了社區近500畝條件優良的魚池,一直有借無還。在嘗到甜頭之后,鄭某龍開始肆無忌憚,逐漸糾集形成了以自己為首的惡勢力違法犯罪組織,使用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尋釁滋事、強迫交易、詐騙、非法經營、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逞強耍橫,為非作惡。

  2017年,因一起圍堵鬧事事件,鄭某龍浮出了水面。隨后,在汕頭市和潮南區兩級黨政有關部門的推動下,經過深入調查,以鄭某龍為首的涉黑惡團伙被一舉打掉。

  鄭某龍并非壟斷農村資源、侵吞集體資產的“村霸”個案。今年初廣東公布的2018年度掃黑除惡十宗典型案例中,就有四宗發生在農村。

  如陽江廖某恒等人涉黑案中,在未經上級部門批準和未到換屆選舉時間的情況下,該涉黑組織通過強大的宗族勢力,非法罷免村委會主任,并以利益和暴力脅迫村民,改選“自己人”當上村委會主任,從而把持村務、侵吞村集體資產,非法轉讓該村70畝土地使用權。

  廣東省公安廳刑偵局政委梁瑞國告訴《南方》雜志記者,農村黑惡勢力向基層黨政組織滲透,是當前廣東涉黑惡犯罪的特點之一。在廣東警方破獲的案件中,有的黑惡勢力頭目直接控制村居“兩委”,有的則把“馬仔”扶持成“兩委”干部,從而實現控制基層村居土地、項目、資源的目的。

  艱難重建

  鄭某龍團伙被打掉后,神山社區開啟了艱難的重建之路。村里混亂的“三資”(資金、資產、資源)管理問題,成為重建的突破口。

  井都鎮黨委副書記倪楚全認為,神山社區種種問題背后的癥結,就是當地存在“三資”管理不到位、集體資產流失嚴重等歷史遺留問題。

  在鄭某龍落網之后,當地鎮黨委、鎮政府成立了資產清核小組,積極配合聯合調查組開展集體資產清理清核,并逐步規范管理該社區的“三資”管理交易。

  同時,為進一步加強群眾監督,神山社區還成立了村民監督小組,由居委會和村理事會牽頭物色7名公道正派的村民組成村民監督小組,負責監督和協調魚池、旱園耕地重新測量等工作,積極保障村民的知情權和參與權。

  核查清算后,神山社區委托鎮“三資”平臺對收歸社區的魚池重新發包。鄭定武介紹,僅此一項,集體收入每年就增加了833萬元。

  清理整治“三資”問題,僅僅只是治標。倪楚全告訴《南方》雜志記者,神山社區“兩委”班子多屆以來干群關系不和諧,干部難選難當,近兩屆連續被列為換屆選舉重點難點村。破解“神山問題”,還得從強化基層組織建設入手。

  潮南區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告訴《南方》雜志記者,在神山社區黨(總)支部和居委會主要干部缺位的情況下,潮南區選派了鎮黨委副書記、鎮長林海東任神山社區第一書記,主持神山社區全面工作。此外,井都鎮還下派了一支由鎮黨政班子成員任組長的駐村工作組,重點抓好班子建設,加強黨員隊伍教育管理,并加大后備干部培養力度。

  此外,潮南、井都兩級黨政部門還幫助神山社區做好黨組織陣地建設,設置黨務公開欄,完善制度建設,規范公共服務站建設,制定村規民約,重選村民代表和社區理事會成員。

  “必須加強社區黨組織建設,增強‘兩委’班子凝聚力、戰斗力,打造出一支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不出事,黨政放心、群眾滿意的基層干部隊伍,是實現神山長治久安、永續發展的治本之策。”該負責人告訴《南方》雜志記者。

  如今神山社區的集體有了收入,黨建引擎被進一步激發,村里停滯了多年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在不少村民看來,神山社區的華麗蛻變,“堪稱是一個奇跡”。

  去年年底,汕頭市潮南區人民法院依法對被告人鄭某龍,神山社區原黨總支副書記、原居委會主任鄭某輝,神山社區黨總支原第一書記鄭某堅等10人涉嫌詐騙、非法轉讓土地使用權等一案進行了公開宣判,主犯鄭某龍執行有期徒刑20年,并處罰金100萬元。

  鏟除土壤

  黑惡勢力之所以能夠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多年,與“保護傘”的縱容包庇密不可分。《南方》雜志記者了解到,鄭某龍團伙在神山社區的壯大過程中,當地部分村干部就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004年8月,鄭某龍謊稱在其承包魚池期間,因神山居委會拖欠電費,導致臺風期間魚池因停電而造成損失,要求神山居委會賠償100多萬元。

  隨后,鄭某龍在部分村干部的幫助下,騙取了兩頁加蓋神山居委會印章的空白紙,自行寫上一份《索賠情況》,并找到已經卸任的神山社區原黨總支副書記兼居委會主任鄭某輝重新簽名,并將時間落款為2001年。

  2006年,鄭某龍的魚池承租期限屆滿,他卻拒絕歸還魚池,并偽造合同,稱合同上有條款寫明原承租人可以無條件續租合同。當時村“兩委”想找出合同與其對峙,卻發現村“兩委”保存的合同早已不翼而飛。

  在鄭某龍落網后,紀檢監察部門深挖鄭某龍案背后“保護傘”,對該鎮15名村干部進行立案審查。

  回顧神山社區案例,可以發現,基層黨組織的軟弱渙散,給了村霸可乘之機。采訪中,一名村民道出了心里話:“如果當初鄭某龍強租魚池時,有人管一管,他怎么發展得起來?鄭某龍大鬧村‘兩委’時,如果村‘兩委’干部硬氣一點,鄭某龍怎么可能氣焰這么囂張?”

  神山居委會工作人員也承認:“當時,一些村干部與鄭某龍勾結在一起,讓鄭某龍有恃無恐;一些村干部則明哲保身,不敢得罪鄭某龍。”

  《中國紀檢監察報》評論員張琰認為,基層黨建乏力易導致農村“兩委”被少數群體“綁架”。有的宗族人員利用手中資源和在宗親中的地位,把持當地一些重要職位,讓村“兩委”成為傀儡甚至充當黑惡組織的“保護傘”。

  近期,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農村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南方》雜志記者留意到,該條例賦予了農村基層黨組織一項新的職責:“依法嚴厲打擊農村黑惡勢力、宗族惡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村霸’,嚴防其侵蝕基層干部和基層政權。堅決懲治黑惡勢力‘保護傘’。”

  該如何為鏟除黑惡勢力滋生土壤提供堅強的組織保證?廣東省委組織部部務委員、省委基層治理辦公室主任歐陽貴有介紹,去年以來,省委組織部將1402個村(社區)黨組織列入軟弱渙散整頓對象。對涉黑涉惡軟弱渙散村(社區)黨組織,組織部門從省直單位派出最強的第一書記和工作隊,有針對性地制定整頓方案,實現掛圖作戰,確保整頓工作力量和工作責任落地落實。

  此外,省委組織部將實施基層黨組織“頭雁工程”作為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關鍵之舉,以涉黑涉惡村(社區)為重點,堅決調整涉黑涉惡的黨組織書記和“兩委”干部,選優配強村(社區)黨組織書記,推動邊打邊建工作落實到位。

  省委組織部還會同公安部門,利用公安違法犯罪查詢系統,以縣為單位,對全省所有村“兩委”干部集中進行逐一篩查,全面掌握曾受過刑事處罰的村干部人數、目前擔任職務等情況。

  “堅決防止‘村霸’、涉黑涉惡等不符合村(社區)干部條件的人進入‘兩委’班子。”省委組織部相關負責人告訴《南方》雜志記者。

  去年,省委組織部還開展了村級“兩委”換屆選舉“回頭看”專項工作。通過現場核查、隨機抽查、暗訪調查等方式,排查拉票賄選、信訪積案、涉黑涉惡、班子內耗等232個問題突出村(社區)進行再比對,梳理新線索26條,并移交省掃黑辦、省公安廳開展精準核查打擊。

  謹防“村霸”帶來的“破窗效應”

  一扇窗子被打破之后,如果窗子得不到及時修復,那么就可能有更多的窗子被打破。

  在神山社區的采訪中,《南方》雜志記者就感受到了這種“破窗效應”:正是鄭某龍等人在村里胡作非為,以各種手段侵占集體資產,導致了村民們心理不平衡,不再愿意繳納租金,甚至各自圈地亂建。這進一步導致了村集體收入下降,村里基礎設施建設停滯,村民得不到紅利,村里到處都是違章建筑和生活垃圾,出現了惡性循環。

  “破窗效應”在大多數“村霸”案例中都不少見,有的甚至更加惡劣。如去年年底刷爆朋友圈的“冰毒教父”、博社村原村支書蔡東家制販毒的故事。

  上世紀90年代以來,蔡東家通過公開、半公開的方式,參與制販毒犯罪活動,還利用自己村支書、人大代表的身份為制販毒充當“保護傘”,涉毒又涉黑。

  正是在蔡東家“破窗效應”的帶動下,當時的博社村成了陸豐制販毒人員的“風向標”。在2013年廣東警方的掃毒行動前,該村大約有兩成的家庭涉毒,村里到處都是蜘蛛網似的電線,污水橫流,部分村民懷著“一夜暴富”的思想,村里的養殖業、種植業近乎癱瘓。

  如今的博社村早已重獲新生,回復了古老村莊的寧靜祥和,但也留下了難以磨滅的記憶和傷痛。

  坊間有這樣一句警言:小洞不補,大洞二尺五。要防止“破窗效應”,就需要各方聯動發力。公安部門打擊黑惡,紀委監委查腐敗,組織部門加強黨的建設,行業部門加強治理,抓早抓小“補裂窗”,才能最大限度擠壓黑惡勢力滋生空間,鏟除滋生土壤。

  這也是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里的明確要求:要把專項治理和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源頭治理結合起來,把打擊黑惡勢力犯罪和反腐敗、基層“拍蠅”結合起來,把掃黑除惡和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結合起來,既有力打擊黑惡勢力犯罪,形成壓倒性態勢,又有效鏟除黑惡勢力滋生土壤,形成長效機制。

網編:陳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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